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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倫理困境與未來

2019年12月21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本力  

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和“美國高科技”曾被斯蒂格利茨并稱為對人類社會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因素。

人類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和“美國高科技”曾被斯蒂格利茨并稱為對人類社會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因素。中國城市化的未來,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人們對國家重點規劃的粵港澳大灣區、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的發展尤其寄予厚望。

在美國城市化的進程中,出現過“沒有增長的城市化”,而且這種矛盾愈益突出。這被理查德·佛羅里達稱之為“新城市危機”,而且專門以此為題寫了一本書來展開分析和討論。

這位創意經濟學家以《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聲名鵲起。

他在這本經典之作中曾斷言,城市成功的關鍵在于吸引并留住人才,而不僅僅是吸引企業。而且,大城市創造和革新動力覆蓋了各行各業,作者的實證研究表明:文藝創新活動與科技產業、商業金融產業一起構成經濟發展的動力。城市是科技創新、財富創造、社會進步以及培養開放性思維、進步價值觀與政治自由思想的重要平臺,它還是我們試行新政策、激發創造力、創造高薪就業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實驗室。

也許正因為如此,在《新城市危機》中,城市化經濟弊病的最重要特征被他概括為“消失的中產”——中產階級群體和曾作為美國夢化身的中產階級社區都在不斷減少。這種不平等的城市化倫理困境正是被“高房價”表象抑或經濟失速掩藏下的深層危機。用理查德·佛羅里達的話來說,“新城市危機不僅是城市的危機,更是我們時代的主要危機。”

在美國,造成城市化不平等的正是人才和經濟資源的聚集,因為只有少數超級城市和精英社區才能從城市化中獲利,而大多數地區的發展都遠遠滯后或停滯不前。因此,這股推動城市經濟廣泛發展的力量也帶來了分裂和矛盾,阻礙了城市繼續發展。其中最典型的癥狀是“贏者通吃城市化”。超級城市成為野心家和頂尖人才的必然選擇,這并不奇怪,但在少數精英城市快速發展的同時,多數城市在困境中掙扎、停滯不前。即使在這些核心城市內部,“贏者通吃”也蔓延到各個領域,集中表現在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在1978年到2015年的近40年里,美國首席執行官的收入增長超過940%,而普通職員的收入增長率僅為10%。還有一個例子是,20世紀80年代,只有藝術家、音樂人和其他創意工作者愿意把城市廢棄的空間改造成工作室,但現在他們卻遭到了金融人士、企業家、科技人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超級富翁的排擠。

更嚴重的問題是,城市里的經濟分化或空間不平等使優勢群體和弱勢群體被分隔在城市與郊區完全相互獨立的區域——這也被稱之為“大都市的分裂”。這種經濟分類的趨勢比不平等問題本身更麻煩,因為它讓頂層不斷累積優勢,而弱勢群體的不利境況卻如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嚴重。

美國的“新城市危機”在這種持續的不平等中不斷自我強化。優勢群體占據最好社區的同時,也獲得了最好的經濟機會、學校、圖書館、服務和公共設施。這些都強化了他們原有的優勢,提升了子女進一步向上流動的機會。而弱勢群體則相反,進入了一種類似發展經濟學中“低水平重復陷阱”般的惡性循環。郊區房產曾經是美國夢的基石,但如今的郊區不僅不能幫助美國人實現美國夢,還阻礙人們向上流動。住在郊區,長通勤時間的居民更容易出現肥胖、糖尿病、焦慮、失眠和高血壓問題,他們的自殺率和車禍死亡率也更高。郊區居民的平均壽命會減少三年。根據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和艾倫·克魯格的研究,“人們在日常活動的偏好排名中,通勤被排在最后。”這是純粹依靠市場化力量推動的城市化帶來的突出問題,對從核心城市中心區撤往郊區的人們也有借鑒意義。一言以蔽之,富人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窮人住在自己能住的地方,這是城市化中越來越嚴重的貧困和不平等的重要來源。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郊區的全部。老郊區的經濟停滯和衰落對美國影響深遠,但最邊遠的郊區,因為類似一張白紙,反而有更快的發展速度。按照經濟學家柯爾克的研究,最邊遠的郊區和最密集的城市核心地區,人口增速最快。尤其是那種“落腳城市”的遠郊和城市核心區域里的“城中村”,反而能幫助新移民磨煉技能,脫穎而出。比如書中提到的中國重慶的六公里,雖然外表看起來像是個貧民聚集區,但它充滿了學習的活力和向上的動力,也是一個創業的大熔爐。

理查德·佛羅里達曾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中表達非常重要的觀點:經濟繁榮的城市都會在3T要素方面表現出色,即技術(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性(Tolerance)。但根據美國城市化的經驗教訓,最富創造力的城市社區往往卻被不受管制的土地使用所消滅,這種“包容性”甚為難得卻極為脆弱。《新城市危機》呼吁,“不能破壞寶貴的城市生態系統,而使之增強城市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創新力和生產力。”

郊區對耐用品的大量需求曾大大促成美國戰后的經濟繁榮,至今仍吸納了美國54%的就業崗位,但美國當前由于郊區不動產對投資的分流,減少了對更有生產力的知識、科技和人才領域的投資,導致了深層次的危機。這種危機正是特朗普能夠當選美國總統的時代背景:在“新城市危機”中備受煎熬的以及核心城市郊區的低收入階層,是其選票的重要來源。

因此,“新城市危機”也是理解美國當前政治經濟走向的一條線索。布隆伯格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后臨危受命,不到兩個月后當選紐約市長。在他的領導下,紐約市迅速重建并煥發了勃勃生機。他領導的市政府將紐約的高中畢業率提高了40%,犯罪率降低了1/3 ,使紐約市的碳排放減少了近20%,人均預期壽命延長了3年。如今,這位身家2200億元人民幣的全球最大的財經資訊公司擁有者已經宣布競選美國總統,成為特朗普謀求連任的最為重要的競爭對象。他是否能如美國人民的期待那樣,逐步化解“新城市危機”,實現惠及全民的城市化,還不得而知。但其治理城市的可取之處,以及《新城市危機》中提出的一些重要經驗和思路,值得我們借鑒。

在我看來,該書最有價值的一個理念是:以提高聚集度來增加包容性。比如,調整稅制,將房產稅更替為土地價值稅,以促進土地的使用密度和聚集度。又如,利用地鐵、高鐵等新型交通工具和其他基礎設施,促進聚集度。新型城市化不會自動發生,公平而惠及全民的城市化,對包括大灣區在內的城市群更優質的發展、對深圳這樣的明星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都是決定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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