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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的車站,誰立在功過之間?

2019年12月21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沈律君  

新圣女公墓在莫斯科河畔,契科夫、普希金、肖斯塔科維奇,走上幾步,你總會迎來某個需要矗立許久來凝視的時刻。

看完《南方車站的聚會》后,我總是想起赫魯曉夫。

新圣女公墓在莫斯科河畔,契科夫、普希金、肖斯塔科維奇,走上幾步,你總會迎來某個需要矗立許久來凝視的時刻。每座墓碑都是獨立的雕塑,它們是藝術的,優美的,哀傷的,肅穆的。一塊黑白不規則大理石立在它們之間,赫魯曉夫以這樣突兀的方式出現。七塊大理石銜接成一個長方框形,左邊全白,右邊全黑,中間圓頭圓腦的長者就是蘇聯歷史上那個功過參半、本身又明顯矛盾的人物。

《南方車站的聚會》一如赫魯曉夫本人,極具個性,不乏天賦,變化多端又極為自信。

說它是年度最佳不過分。作為過去十年在歐洲三大電影節唯一有所斬獲的中國導演,這一次導演刁亦男并沒有讓我們失望。電影在《白日焰火》的基礎上進一步風格化。因為投入的增加,電影在美學形式上也比前作更加豐富。掃蕩了一切“中規中矩”的沉悶,這是一部帶勁兒的電影。如果電影也有聯合國大會,那《南方車站的聚會》就是在煩冗議程中突然起身,脫掉皮鞋敲桌子的那個。

當然,個性強烈自然會帶有玩票的傾向,刁亦男為這部電影加入了大量的個人標識和道具、音樂和線性故事之外的插入場景——瓶中女、動物園、與09年的時代明顯不相符的歌曲……都可能被觀眾稱之為自說自話。畢竟拖鞋敲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得體表達,而且,我們確實也已經很久不把一個電影導演自我表達的個性強度作為衡量電影優劣的標準了。

從酒店地下打斗到旅館房間,《白日焰火》中簡潔樸素的殘酷變成了一種重金屬式的美學;在湖灘帳篷的一場戲中,幕前人物和幕后剪影同框制造了別樣氣氛;主角周澤農在廢屋中療傷時,背景音的快速切換則指向人物的回憶和往昔……導演能力和自我意志在這些豐富的電影語言里做出了盡情的展現。

但一個人如果性格強烈、面向太多也并不總是好事。電影中有大量段落彼此之間風格上并不統一,呈現出視覺上的分散。在動物園中追捕的段落中的表現主義,和男女主角在漆黑的湖灘上猜遠處山上車燈的壓抑靜謐,配合以穿著燈光鞋跳廣場舞的舞臺劇質感,刁亦男在電影中不斷地加入新的元素,一如赫魯曉夫式的變化多端,揣摩不透,又像一盤口感過于豐富的菜肴,以至電影和觀眾都有點消化不良。

在故事上,《南方車站的聚會》對應著赫魯曉夫式的黑白兩面。電影將一個“周克華”式的故事以犯罪嫌疑人的視角重講了一遍。電影里的主角:被布下天羅地網圍追堵截的必死之人周澤農,和處于被侮辱和損害的底層的陪泳女愛愛,他們都是大時代下渺小的人物,終將面對最后的命運。

而電影又同時用黑色幽默曲不斷消解著肅殺的氣氛,這讓故事的整體氣質在不斷發生著偏移——觀眾則必須在笑和沉默中每每做出艱難的選擇,不知道到底該用黑色還是白色來貼它的標簽。就像赫魯曉夫在自己的墓碑面前疊在一起,面對他,人們大約也會愛恨交加。

與此同時,在群像和主角之間,電影也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選擇。我們可以看到影片力圖打造社會群體形象的努力。在每個場景中,有大量的“群眾”出現,他們往外潑水、騎摩托、做爆米花,他們是小攤小販、居民樓大媽,是外在于整個警匪關系的人。一般的類型片中絕不會給到“群眾”如此多的戲份,以至于片尾需要一個非常冗長的名單來一一寫下這些人的名字。然而,對群像過多的呈現,也削弱了觀眾對主角的注意。為了表現大量的人物間關系,導演放棄了使用人物特寫正反打的方式,這讓我們對電影的共情能力大打折扣。而沒有核心人物來固定視點,也讓觀眾對本來就沒有太多表達空間的主演們、對他們的表演和戲點更加印象模糊。

如果《南方車站的聚會》確實為今天中國的電影題材和美學找到了新的出路,那可能也只會是被記住,但不會被感謝。如同赫魯曉夫的墓碑,矗立在新圣女公墓的群賢間,行人稀稀。那榮耀、傲慢與驚世駭俗的背后,刻著一道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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